包括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在内的全球信用评价机构，一直是全球债券市场里的重要裁判。美国著名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曾把信用评级机构比作超级大国。“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而信用评级机构可以通过调低一个国家的信用等级摧毁一个国家，我不知哪一个超级大国更让人恐惧。”弗里德曼指的是一旦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国家的信用评价遭到下调，那么许多投资者就会对该公司或该国偿还债务的能力产生怀疑和担忧。这种怀疑和担忧又会使公司或国家今后的融资难度大大增加、融资成本大幅提升，导致公司运营效率的降低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减缓。
2011年的全球金融市场迎来了美国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有史以来第一次调低美国国债的信用等级，引发全球股市大跌和全球金融体系的又一次大幅震荡。短短几周之后，另一个重要信用评级机构穆迪下调了日本国债的信用等级，又着实让全球的投资者都为美国和日本，以至于全球范围内的主权债务捏了一把汗。
然而这一貌似严密的推理逻辑却并没有在最近的国家债市上得到证实。日本股市在国家信用评级下调后只蒙受了百分之一左右的跌幅，而日本国债收益率更是神奇般的几乎毫发无伤。那么是理论失误了还是市场失灵了呢?这些信用评价的裁判员或者“ 超级大国”为什么突然失去他们往日的影响力了呢?
各国政府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后争相大规模增发货币刺激经济，直接后果就是全球流动性泛滥，资本横流。但凡有想象和炒作空间的资产，从全球股市到到中南美洲的咖啡，从全国亢奋的房价到疯狂的云南黄龙玉，投机资本已经把可能吹大的泡泡都纷纷吹大了，到头来反而是相对安全的债券资产出现了低估，于是乎无论评级如何，国际资本仍然选择在相对安全的大国主权债里扎堆取暖。美国和日本两国，虽然国家财政和偿债能力的确堪忧，但政治、经济和外汇的基本架构仍然稳定。反观和日美两国一直并驾齐驱的欧元区，却不得不在处理内部经济增长乏力的同时，还必须处理欧元区内大国与小国、富国与穷国、财政稳健与财政进取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平衡。这导致欧元区债务的吸引力下降，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美日两国国债的问题和风险。
但是，值得一提的可能是，信用评级机构在经历了2007-2008年的全球次贷危机后，在投资者心目中的公信力已经大大降低了。由于信用评级机构在金融危机中给大量的有毒资产(toxicassets)以最安全的信用评级，导致投资者购买了大量最终让他们血本无归甚至引致破产的资产。所以，当信用评级机构这次调整美国信用评级的时候，投资者对这次非常严苛的评级，也不是特别在意。因为“狼来了”喊得多了，等狼真的来了的时候，人们也已经麻木了。
但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在标准普尔公司试图通过下调美国的信用评价，重塑自已客观公正的形象时，越来越多的投资者、主权国家和 开始质疑信用评级机构公正、公平的独立地位和对风险估算的专业能力。先是美国财政部指出标准普尔在估算美国财政状况时犯了简单的算术错误，以至于夸大了美国政府的“财政悬崖”的负面冲击。接着就是美国证交会调查了标准普尔公司是否在进行评级下调时泄漏了某些关键信息，进而引发了标普公司的总裁辞职事件。所有这一切都引发人们猜测标普公司是否在利用这次评级下调进行危机公关，试图挽救其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给大量有毒资产提供优质信用评价所造成的名誉损失。
金融市场是信息的市场，也是信心的市场。就像投资银行家、证券分析师、基金经理一样， 信用评级机构正是因为为市场提供这两种非常有价值的服务而获得宽裕的报酬。然而，正是在丰裕的报酬面前，一个又一个金融机构倒了下去。从80年代的垃圾债券之王米尔肯到90年代的安然，从互联网泡沫中的证券分析师到创业板上市中的保荐人，金融机构的公信力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市场的质疑。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入和全球一体化的进一步加深，摆在金融机构面前的是前所未有的机会和与之俱来的挑战。长久以往培养出来的信任，可以提供很多技术层面所不能提供的信心和信息。
美国的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基金公司，在过去的20年里，做出了种种恶劣的行为因为发布不切实际的研究报告而误导投资者:进行掠夺性房贷、向不具备开办信用卡或者发放房屋贷款的家庭恶意提供信贷并且强迫收取高额费用:利用基金定价中的不透明性牺牲散户利益，达到向基金和更重要的机构投资者输送利益的目的。这些行为逐步使它们丧失了在投资者心日中的地位。信用评价机构中的一些百年老店，声誉一旦受到质疑，可能会需要下一个百年来修复，标准普尔足以以此为鉴。然而，标普的经历又何尝不在给那些如雨后春竹般成立的信用评级机构上了及时的一课呢?归根;结底，信用评级机构自身的信用才是最有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