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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先生来自银行一线，他给出的数据和中国银行业实际经营体验应当是非常切实的。今天看到连平写的一篇文章：存款准备金率还有下调空间吗？尽管是设问题，但实际连平给出的答案是：法定存准率不仅有下行空间，而且银行对降准存在迫切需求。

原因是：银行全行业的评价存贷比已达80%。连平认为，如果说过去超过20%的准备金率与约70%的行业存贷比反映了货币政策偏紧要求，那么目前12%的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与接近80%的行业存贷比似乎表明政策实际效果偏紧了。更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据连平给出的数据显示，2018年已有10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存贷比超过80%，其中有六家超过90%，个别的甚至超过100%。

这是什么意思？按照当下的平均法定存准率，银行必须从存款总量中拿出12%上缴央行作为法定存款准备金，其余88%可以用于贷款。但是，银行必须留足日常备付，否则极易发生挤提，这是非常重要的流动性安全保障。一般而言，银行需要留足存款总额的3%作为日常备付，一部分体现为超额存款准备金存入中央银行账户，另一部分则是所谓库存现金，没用的时候则在银行间市场上进行短期拆借，或购买流动性、安全性极高的短期金融商品，比如国债回购。

银行存贷比达100%为什么意思？意思是银行已经完全失去了自有的日常备付金，而完全依赖隔夜或其他极短期的资金拆借来维系日常备付，如果有一天拆不到资金，立即就会发生流动性挤兑。这几乎就是一种“窒息状态”，唯一的依托就是央行兜底，但这毕竟是巨大的流动性风险，绝对不可持续。

或许有人会问：这些银行傻呀，为什么要把自己置于如此之大的风险境地？其实，这其中的问题十分复杂，既有技术性问题，更有政策性问题。比如，近五年来，人民币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存款增速，甚至已经两者之间差距为4-5个百分点；再比如，住户新增存款和贷款之间已经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贷差”已经非常明显；还有就是，一遇到经济增长趋弱，政策首先就想到贷款，甚至通过弱化监管指标去推高贷款，这明显是有问题的。

当然，如果央行可以早些、快些“降准”，问题也会好一点，但没有。现在的情况是，银行贷款已经“订到车嗓子眼儿”了，如果不大规模补充资本金，银行增加贷款的空间则非常有限。如何不补充准备金？5至6倍市盈率或低于净资产发行股票？原有投资者干吗？于是就想出个“永续债”，可永续债利率多高才能不过度蚕食银行利润？

说实话，解开这个“死疙瘩”必须央行尽快出手，最先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是：改变央行资产负债表结构，剔除外汇储备资产刚性存在的干扰，并摆脱以此导致的中国金融短期化趋势。然后是放弃“单一利率调节”的货币政策改革方向，尽快为M2“加糖降水”，尤其要向M2注入更多长期基础货币。这不是一个简单“降准”的问题。“降准”导致央行负债减少，但资产端如何同步缩减？这是个大问题，需要中国央行不拘一格，大胆创新。

其实，连平先生从存贷比角度揭示了中国金融短期化趋势，而我们一直强调：金融短期化过程会使货币政策长期“明松暗紧”，这不仅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导致金融“脱实向虚”，而且必将导致中国经济长期承受下行压力。

最近，主持美国金融危机救援的“三位大佬”——伯南克、盖特纳和鲍尔森合著的《灭火》一书在中国热卖，希望中国央行的官员们认真研读。为什么要提这本书？至少第一，该书告诉我们，美国及发达国家均已对货币政策操作实施了重大改革，放弃“单一利率调节”的货币政策机制；第二，金融机构长期且过度依赖短期融资，是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该书序言中明确指出：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已经实施了全面的金融改革，这应该会降低在不久的将来再次发生危机的可能性。部分原因在于：这些改革措施使金融机构有了更多的资本、更少的杠杠，更多的流动性以及更少地依赖脆弱的短期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