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从会议研究的内容看，国务院对下半年“做好跨周期调节，稳定合理预期，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提出要求，同时更重要的是：审议通过“十四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并确定以此作为“扩内需、促转型、增后劲”的抓手，加快推进。
从最近一系列的动作看，决策层已经基本完成了经济换挡、转向的政策制定和行动方案，而未来与“新”相关的事项必然进入加速阶段。从这个角度看，所谓“跨周期调节”的政策要求，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推动“新经济”必须要有持续的发力，而不是短期经济目标。所以，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求：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增强有效性，做好预调微调和跨周期调节，加强财政、金融、就业政策联动，稳定市场合理预期。
这个要求中最大的看点在于：（1）做好预调微调和跨周期调节。它说的是：政策既要顾短，也要顾长；（2）加强财政、金融、就业政策联动，这或许体现的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依据可能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让人嗅到了些许《现代货币理论》的味道——以充分就业为目标，构建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新型合作关系。
当然，时间还短、政策取向也还不很明显。但从最近央行一系列动作看，似乎有那么一点点“重新认识基础货币”的韵味。但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发生转变，目前货币当局没有明示，所以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观察。
实际上，美国财政和货币政策早已转向“就业关注”。典型的案例是：面对5%以上的CPI上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依然坚称通胀的“暂时性”，同时强调“就业情况尚未恢复到疫情之前”。实际上，尽管美国的就业率、失业率的数据在2019年以前还是恢复得不错，疫情发展到现在，就业情况也还算可圈可点，但应该知道：就业情况好转或失业率的降低，其背后伴随着大量劳动力寻找新工作超时而被迫退出就业市场。所以，如果试图看到美国的真实就业状况，需要关注美国的“劳动力参与率”，这个数据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年递减。1973年，美国劳动力参与率高达峰值的73%，之后一路走低，而现在的这个数字只有61%。
就业问题不单单是美国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每次经济危机都会带来大量失业，但每次经济恢复之后人们都会发现，失业率要比经济危机之前要高。这几乎变成过去40年的经济常态。问题是：这样的情况可持续吗？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疫情在美国暴发后的各种“街头运动”，其背后实际都是贫富两极分化导致社会撕裂。
所以，当代发达国家政府都不能继续无视就业问题的严重性，这恐怕也是它们几乎一致将就业问题置于政策首位的重要原因。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情况相对要好得多。不仅是政府一直强调就业优先政策，而且脱贫攻坚更是为中国的就业平添了巨大空间。现在，国务院正式提出：加强财政、金融、就业政策联动，是不是预示着中国将为就业市场拓展更大的空间？其实，无论是新基建，还是本次国常会部署的“加快中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提升供水和防灾减灾能力”，这其中都孕育着针对各类人群的就业市场。
应当看到，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或许也会在未来变成美国拉动就业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