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快上涨的大宗商品价格正在严重扰乱世界经济秩序。最近两个月，在美国CPI同比涨破5%的同时，整个欧元区的物价也都在大幅上涨，创出13年以来的新高。9月份，欧元区CPI升至3.4%，其中能源价格同比大涨17.4%。
欧洲最重要的经济引擎——德国，其9月份的CPI读数升至4.1%。与此同时，来自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德国实物黄金需求量创下2009年以来新高。德国民众对金条和金币等实物黄金的购买量比此前的六个月增长了35%，而世界其他地区的需求增长则为20%。
曾遭受“魏玛大通胀”摧残的德国，从来在通货问题上审慎备至，但现在会不会再度经历失控？根据德国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8月，德国进口价格同比上涨16.5%，创下1981年石油危机(17.4%)以来最大涨幅。据当地媒体报道，所谓的“输入型通胀”给德国工业生产端带来非常明显的感受。显然，企业如果不想自己承受损失，就要把不断攀升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以致全社会消费价格上涨压力巨大。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认为“近期物价上涨是暂时的”，而一些更为激进的观点则认为：为了保增长应当适度容忍更高的通胀预期，并通过欧元贬值和低利率维持宽松的企业融资条件。
如此之高的物价威胁之下，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央行却如此克制收紧货币的动作？可能应该明确指出：威胁当今世界经济的要点在于“滞胀”，而非简单的“通胀”。
在“滞胀”情况下紧缩货币、抑制需求无异于削足适履，物价可能会因需求减少而下降，但企业会因需求减少而倒闭，工人会因企业倒闭而失业，经济会因企业倒闭、工人失业而陷入萧条。这方面的历史教训非常深刻。比如，世界曾因战争而三次陷入石油危机。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持续三年，原油价格从每桶3.011美元迅速攀升到10.651美元，触发“二战”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14%，日本的工业生产下降20%以上，所有工业国经济增长都明显放慢。同样，1978年底开始的第二次石油危机，油价从每桶13美元猛增至34美元，也是造成上世纪70年代欧美经济全面衰退的一个主要原因。
可见，基础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暴涨可能是世界性灾难，而今年以来的情况与那时何其相像？不同的是：当年是中东战争所致，而现在是新冠疫情所致。
怎么办？不管各国采用怎样的宽松政策，那只是为了保住经济，但无法压制物价上涨。所以，对付“滞胀”或许需要被动宽松去“扛”，但更有效的方式应当是：全世界“用能者”联合起来，要求美国国会、政府金融监管当局采取措施，严厉打击金融机构的大宗商品投机行为。
有这个可能性吗？不是没有成功的先例。比如，2007年，在美国国会的干预下，高盛预计的200美元/桶的石油价格并未实现，而在147美元/桶掉头向下。再比如，2009年7月9日，美国使出超级QE政策。随之，石油价格和所有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异动，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英国首相布朗立即联名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提出对石油等基础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暴涨的担忧，并呼吁美国加强石油价格监管。同时，希望各国政府采取行动，抑制“危险的油价震荡”，以免在全球努力推动经济复苏之际“破坏信心”。
正是这样的施压，美国政府和期货交易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临时”提高了石油和黄金期货的交易保证金，对异常交易实施监控等。从而使2019年之后的国际石油市场并未出现“不可理喻的暴涨”。
可以肯定，现在是“危险的油价振荡”再现，同样在破坏疫后全球经济恢复的信心，那世界各国政府是否该采取行动？世界也需要“占领华尔街”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