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价值投资这条路，要给自己设定比较合理的预期收益率，那么什么样的收益率才是比较合理的呢？我们首先要看看一些投资大师，他们在漫长的投资生涯中，取得了怎样的收益率？如果说他们是投资这个领域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投资水平是出类拔萃的，他们的平均收益率，应该说就是可以达到的比较高的极限了。
首先看看巴菲特，在1965-2017年之间的年化复合收益率是19.1%，同期标普500的年化复合收益率是9.9%，巴菲特的总回报率是10880倍，标普500的总回报率是155倍。然而，巴菲特可以取得如此高的投资收益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伯克希尔哈撒韦旗下有若干个保险公司，因为这些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非常的出色，所以保险浮存金的资金成本非常低，甚至是负数。换句话说，巴菲特通过持有保险公司的股份，对保险公司有控制权，这些保险公司的客户通过购买保险的方式，为巴菲特送来源源不断的“现金弹药”，从长期看不仅仅不需要巴菲特支付利息，甚至巴菲特还可以从这些钱里面提取“管理费”，然后再拿着这些可以长期投资的资金去买入自己亲睐的公司，获取投资收益。换个角度看，巴菲特相当于是加了“杠杆”在买股权，不需要支付利息，也不需要担心杠杆会爆仓，在这样的背景下，巴菲特的长期投资业绩是19.1%，如果扣除了保险浮存金的杠杆因素，投资收益率是不可能做到这么高的。巴菲特长期持有的一些公司的复合增长率是小于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资本增值率的，有人胡乱猜测巴菲特是在做大波段，低买高卖，其实并不是，这里面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负成本的保险浮存金。
约翰·聂夫在1964年成为温莎基金经理，并一直担任至1995年退休。在此期间，他将摇摇欲坠、濒临解散的温莎基金经营成为当时最大的公募基金。在31年期间，温莎基金总回报率达55.46倍，而且累计年化复合回报率达13.7%的记录，在基金史上尚无人能与其匹敌。
彼得·林奇于1977~1990年间，一直担富达公司旗下麦哲伦基金经理，在13年的任职期间，他使麦哲伦基金的管理资产从2000万美元增至140亿美元，年化复合回报率高达29%，几乎无人能出其右，麦哲伦基金也由此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基金，投资绩效名列第一。
在国内公募基金中，富国基金的朱少醒从2005年11月份~至今，独自担任富国天惠精选成长的基金经理，在12.8年中，取得累计回报率854%，年化复合回报率19.21%，目前保持着国内公募基金中任职时间最长，投资回报率最好的记录。其次，国内“价值一哥”曹名长，凭借一贯的价值投资理念和稳健的长期投资回报，荣获“十五周年金牛杰出基金经理”称号。其在2006年7月首次担任新华基金旗下新华优选分红基金经理，在将近9年的时间内，任职期间总回报508.10%，年化复合收益率22.44%，之后在2015年6月离职去的中欧基金，与2015年11月重新担任基金经理，目前是中欧价值发现的基金经理，近3年的年化收益率在6.74%。按照Wind披露的投资经理指数表现，曹名长从业以来的年化回报率是21.09%，同期沪深300是7.30%。
智慧的投资大视，巴菲特终身的合伙人查理·芒格曾经说过，投资者选择长期持有一家公司，最终的投资回报率与公司在投资者持有期间所获取的ROE是匹配的，这里面着重强调的是长期持有和ROE。如果从短期来看，投资者在公司股票被低估的时候买入，还可以赚到一部分的估值回归的钱，但是如果超长期持有的话，取决长期投资收益率的就是ROE，因此巴菲特在挑选企业进行投资的时候，非常重视的一个财务指标就是ROE，那些能够长年保持高ROE回报的公司，往往是有较大概率具备强竞争优势。
然而，不论是美国股市，还是中国的A股，能够长期取得每年ROE保持在15%以上的公司，也是股市中的极少部分，截止笔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国内A股中从2009年~2017年，最近9年，每年ROE都大于15%的 占比只有48/3543，比例1.35%。
从以上两点分析来看，首先经得起历史长期考验的优秀投资者，能够取得20%年化收益率（10年以上）就已经非常的卓越，同时作为价值投资者来说长期持有优秀的 股权，最终的投资收益就是与公司的ROE是匹配的，从数据来看，能够长期保持高ROE的公司是非常稀有的，假设投资者有能力筛选出来这些优秀的公司并长期持有，最终的回报率均值回归下，能够取得年化收益率15%，就已经非常的不错了。在实际的投资环节中，首先投资者不一定具备能够筛选出来高ROE回报的生意，其次是否能够在股价大幅度波动的时候，具备足够的耐心，长期持有，都是考验着投资者的一道道门槛。
因为价值投资就是一种长期投资，所以从长期回报率来看，15%年化回报率就已经是非常优秀的结果了，对于那些想要超越股票背后生意回报率的投资者来说，可能根本看不上这样的回报率水平，五年的时间才可以实现本金的翻一番。他们的观点是，价值投资很好，但是钱来的有点太慢了，等我以后资金规模大了以后，再考虑做价值投资吧。然而，拒绝了价值投资的长期持有的方法，可能在短期内获取了比较高的投资收益，然而这样的结果，所造成的路径依赖，在当下都不愿意接受价值投资，恐怕以后也更难了。
在二千年初，亚马逊的创始人贝佐斯有一天打电话给巴菲特，问他，你的投资体系如此的简单，为什么你是全世界第二富有的人，别人不模仿你的投资方法？巴菲特的回答是：“因为没有人愿意慢慢的变富”。贝佐斯突然明白，那些关注长期竞争优势的人，比那些关注短期的人，有巨大的竞争优势。
保险资金会持续地将资金投资在一些经营良好,但不具控制权且保留大部分盈余的公司之上。 依照这个政策, 可预期的长期的报酬率将持续地大于每年账面盈余的报酬率, 而我们对此理念的坚信不疑是很容易用数字来说明的 。 虽然只要我们把手上的股权投资卖掉, 然后转进免税的长期债券, 公司每年账面盈余马上就能净增加3000万美元,但我们从来就没想过要那么去做。
很不幸, 公司财务报表所记载的盈余已不再表示是股东们实际上所赚的了 。 假设当初你放弃享受10个汉堡以进行投资, 后来公司分配的股利足够让你买2个汉堡, 而最后你处分投资可換8个汉堡, 你会发现事实上不管你拿到的是多少钱,你的这项投资并无所得,你可能觉得更有钱了,但不表示你能吃得更饱。高通货膨胀率等于是对资本额外征了一次税, 如此一来, 使得大部分的投资变得有点愚蠢 。 而近几年来这个基本门槛, 使得整件投资报酬为正的企业投资所需的最基本报酬率, 可说是日益提高。 每个纳 “税” 人就好像是在一个向下滑的电扶梯上拼命往上跑一样, 最后的结果却是愈跑愈往后退。
举例来说, 假设一位投资人的年报酬率为20% (这已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成绩了),而当年度的通胀为12%,又若其不幸适用50%高所得税级别,则我们会发现该位投资人的实质报酬率可能是负的 。 总之, 若只有外在的所得税而无隐性的通货膨胀税, 则不管如何正的投资报酬, 永远不会变成负的 (即使所得税率高达90%) , 但通货膨胀却不管公司账面到底赚不赚钱, 只要像最近这几年的通胀, 就会使得大部分公司的实质投资报酬由正转为负, 即使有些公司不必缴所得税也是一样, 当然这两者是交相存在在现实社会中的。
以目前的通货膨胀率来看, 相信以适用中高级距所得税率的投资人而言, 将无法从投资一般美国公司获得任何实质的资本利润, 即使他们把分配到的股利一再重复地投资下去也一样, 因为其获利早已被隐藏的通货膨胀与直接的所得税吸收殆尽。如同去年我们所说的一样,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目前无解(明年我们的回答很可能也是如此),通货膨胀对我们股权投资的报酬实在是一点帮助也没有。
编制指数是一般认为对抗通胀的一种方法, 但大部分的企业资本却从未这样做 。 当然账面每股盈余与股利通常会渐渐增加, 若公司把所赚的钱再投资下去, 即使是无通胀也是一样 。 就像是对一个勤俭的薪水阶级, 只要固定把他所赚薪水中的一半存入银行, 就算是从来没有获得加薪, 他每年的收入也会慢慢地增加。
理论上, 企业盈余 (当然不包括由额外投入的资本所产生的盈余) 会稳定地随着物价指数持续增加而不必增加任何资金, 包含营运资金在内, 但只有极少数的公司具有此种能力, 而伯克希尔并不在其中 。 当然本公司在盈余再投资以求增长、多元化、茁壮的企业政策,碰巧也有减轻股东外在所得税负的效果。只要你不将所持有的伯克希尔股份转做其他投资, 但隐藏的通货膨胀税, 却是每天你醒来就必须面对的问题。
技术创新往往产生高回报率。但技术创新的早期阶段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成功率却相对比较低，往往伴随着较高的投资风险，从而限制了其从银行等传统筹资平台获取资金。
股权投资作为一种抗高风险投资方式，可以覆盖更广的投资领域，支持企业的技术创新。
首先，股权投资具有抗高风险的能力。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因存在资金杠杆高、关联利益高、失败容忍度低等特征，很难涉足投资未成熟期企业这种风险较高的领域。而股权投资不存在资金杠杆的问题，利益关联度也较低。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股权投资对其投资者的资格有一定的条件限制，要求投资者必须具备较强的风险识别和风险承受能力，因此股权投资可以瞄准风险较高的投资项目，覆盖其他传统金融机构难以触及的空白投资领域。
其次，股权投资可以有效分散较高的投资风险。股权投资采取的是集合投资方式，对不同阶段的项目、不同产业的项目进行投资来分散非系统性风险。股权投资于高新技术领域，通过专业化的投资手法择取优秀的目标公司和项目进行投资。
支持处于起步阶段的高科技企业、高技术产品或处在并购重组阶段扩张型的企业，改善了企业的资产结构和运营资源，提升企业经营业绩。
股权投资的出现有利于金融资源优先向新兴产业配置，加快新兴产业的催生和发展，实现了社会经济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转移，促进金融资本和新兴产业的有机结合，促成新的技术产生、传统行业的二次改造，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