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确定的一点是，你不可以借助于国民经济理论得出这个预测。我已经说过，交易所预测不需要国民经济学家。现在经济发展和交易所发展不是平行的，人们或许可以期望，国民经济学家做出正确的经济预测。但实际上，他们对经济的预测也存在很大的差错。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如果我关注国民经济学家和国民经济学教授的经济预测的话，就一定会查明，他们预测错了，正像对交易所的预测错了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们只计算不思考。他们计算的数字和所做的统计不管好坏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但他们不了解在过去的数据背后更深层的东西，他们只观察事物的表面现象。他们是古罗马斗剑士，在蒙着眼睛作战。只知道死读书本，却不知道这些知识之间的联系。或者用另外一个定义:国民经济学家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不知道自己从哪来。当他来了，他不知道他在哪。当他回到家乡时，他还是不知道他在哪。
我记得我参加阿尔普巴赫的一个经济研讨会时，戈尔巴乔夫和里根的裁军合同刚刚达成。我认真地听国民经济学教授的报告，却一整天都没听到有哪个报告对于这件时事提出只言片语。他们只是在争论去年的增长率是2. 2%还是2.3%。他们不能把这个政治上划时代的发展加人到预测的考虑范围内，因为这个政治上的变化当然不属于任何统计。当他们为美国将来的经济发展叫苦时，又是把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完全置之度外:里根的税收改革。会议快结束时，我问这些学究们，为什么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至少提到一件这样的重大事件,我得到的回答是，影响尚未知，还不能用这些来进行预测。
国民经济学家的经济预测缺少想象力和对心理学的了解，尽管这两项比那些过去的数字对预测将来更重要。
相反，我的经济分析和金融分析是一幅印象派的画一这儿有一笔，那儿有一个点或彩色点，以此来描述整体风景一小细节不需要很精细的加工。我只用少量的几个数字就得出结论，但这些跟那一大堆的细节相比更能预测将来。
例如，我从40年前就开始关注华盛顿的《开普林格分析》(Kipplinger Analyse),并且能够明确指出，他们对经济发展的推论有多确切。这些分析不是以一些科学论题为基础，而是以美国经济、商业全部因素的事实为基础。他们到处作调查问卷，在各个领城的公司中，在消费者、消费者协会中作调查。他们的数据使得我在克莱斯勒赚过两大笔，这我在前边已经提过了。开普林格定期发表跑在美国大街上的汽车的平均车龄。1992 年左右他们分析得出，美国大概有8000万车龄超过八年的汽车。市场上有极大的需求量，尽管汽车工厂正在遭受衰退的折磨。因此，我就逆潮流而行买了克莱斯勒的股票。当时没人想再要汽车股票了。后来股息升了两倍，这是我在克莱斯勒的第二次成功。由此得出，必须逆经济现状来考虑经济发展趋势。
当然，开普林格的合作者也是国民经济学家。我不是完全否定他们的存在价值，比如说他们就为开普林格的分析做了重要的工作。我需要他们，即便这可能有点自负，我只是把他们当成小工或者助手，就像一位资深医生需要一个年轻药剂员的现代检测方法一样。药剂员为他提供一些单个的结果: X光射线图、超声波录音、验血和其他一些类似细节。而最后的诊断要由资深医生自己来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