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学到的思维方式
索罗斯1947年只身去了英国后，条件相当艰苦。可是他并没有在沉沦中堕落，而是选择在沉沦中爆发。更由于在上大学期间他读了导师的一本书，进而班门弄斧切磋探讨，掌握了他一生受用的“哲学思维方式”，奠定了后来他在取得巨大的投资成功后，更希望别人把他当做“哲学家”和“慈善家”的理论基础。与其他投资家相比，索罗斯的“理论水平”更高。
在伦敦那些非常艰苦的日子里，索罗斯懂得了赚钱的重要性，也学会了怎样“理财”—他规定自己每星期的花销不能超过4英镑，并且每笔开支都记账；无论生活怎样艰苦，都要坚持自学，希望通过升学来改变命运。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复习，索罗斯学完了所有必要的文化课程，于1949年考上伦敦经济学院。从此，他的命运真的发生了转折。
索罗斯为什么要选择报考伦敦经济学院呢?除了这所学校是英国最大的教育机构、地位仅次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外，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当时经济学院毕业的学生更容易找工作，这对他来说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虽然他读的是他特别喜欢的哲学专业，不是最热门的经济专业。
在大学里，索罗斯师从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米德(John Mead)。不过在索罗斯看来，他并没有从米德身上学到什么有用东西，相反却更喜欢另一位自由哲学家、当代西方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的课程。
所以，索罗斯在伦敦经济学院用了两年时间修完三年课程后，最后一年集中选修了波普尔的“开放社会”课程，这激发了他对哲学的浓厚兴趣，写下了许多篇哲学论文，雄心勃勃地要做一名哲学家。波普尔鼓励他要学会从哲学角度思考问题，这对索罗斯一生的影响极大。
当时的情况是，索罗斯在阅读了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后非常赞同他的观点。
波普尔在该书中说，人类社会只有两种命运，一是成为“封闭”社会，即所有人只有同一个信仰；二是成为“开放”社会，人们可以拥有各种信仰，并且这些信仰可以相互包容。波普尔认为，无论如何，开放社会总比封闭社会更先进，虽然它同样具有更多的“不确定和不安定”。
读了这本书后索罗斯决定要见见波普尔这个人，以便能够学到更多东西。这就像钱钟书所说的那样，在吃了鸡蛋后，他还想看看下这只蛋的老母鸡。于是，索罗斯带了自己撰写的几篇论文去找波普尔，没想到两人一见如故，波普尔于是成了索罗斯的指导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