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原先对公股流通严加控制，目的是为了保持公有股的主导地位，对其可能带来的系列问题则估计不足。
第一，无法真正实现公有资产的优化配置，经济利益方面损失更巨，股份制及股市试点成效大打折扣。
私人股及外资股票有三方面的现实好处：一是通过持股获得股息、红利；二是通过高卖低收，赚取市场差价，以求资金增殖；三是在适当时机，可以原有股票变现，收回比原投入股本高几倍乃至数十倍的现金，重新进行其他的投资选择。而公有股尤其是国有股在凝固不动的状态下，只能获得上述第一方面的好处，形成与私人股、外资股在竞争的起点上的不公。
其结果，一方面国有制单位无法通过股票变现，在证券资产和实物资产之间进行优化配置，提高经营灵活性；另一方面无法根据不同 经营业绩及前景的好坏，调整国有股权在不同 之间的比例，实现国有资产优化配置，调整产业结构。这样一来，股份制改造和股市试点的功能也大打折扣。
第二，影响公有单位持有公股和扩大公股规模的积极性，公股比例被动下降，主导地位难以维继。
公股凝固不动，用现金买公股，等于活钱变死钱，这是一些国有制企业、单位不愿持有或购买的重要原因，这一点现在 分红、扩股时最为明显。由于 正处于成长期,公司年终红利多以红股形式派送,而不是分发现金。
这部分红股按规定不能售出，反映在持股企业帐面上，只有“利润”的会计增量,而无现金增量.不仅如此， 为扩充股本,经主管机关批准,可以以低于市价、高于面值的价格向老股东按持股比例配售新股。
这种对老股东的优惠配售颇受私人股东及外资股东的欢迎,但对国有股东而言却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因为原有股份无法变现,为应付扩股又要投入为数甚巨的资金;而且这部分资金一旦投入又要变成死钱。自然国有大股东就缺乏筹资购股的动力。结果， 每扩股一次,国有股比例就下降一次。
经过几次扩股,发展银行国有股比例已由上市时的25.18%下降到1992年上半年的19.76%;金田公司国有股比例由20.56%,下降到8. 88%,万科、安达公司扩股次数少-些,但其国有股比例也分别由19. 2%和60%下降到17%和51. 58%。在国有股比例下降的同时,公有制法人股、外资股及个人股比重相应上升。尤其是外资银行及个人股运作比较灵活自如,增殖往往更快,比例提高较多。
此外,在国有股凝固不动的前提下,其持股企业无法获得市场增殖收益,对 的关心和监督自然不会像个人股东及外资股东那么密切;国有股虽然占有相对较高的比例,但对 的监控力度较之持有同样比例的个人及外资股东却相对弱比。长此以往， 较易于对国有股东产生离心倾向,公有股的主导地位会受到影响。
第三,减少了交易筹码和市场规模,股票市场的不稳定性增强了,政府运用经济手段调控市场的能力下降了。
本来,深圳20家 上市总股份达20多亿元,可以说是初具规模。但其中42%为不可有效流通的国有股,约9亿元,二级市场规模大为缩小。较小规模的股市,容易被个人大户所操纵,股价必然波动大且频繁。
尤其是在股票供求严重失衡,价格狂升猛跌时,国有股占有雄厚实力,但无法发挥有如过去国营商业那样的主渠道作用,无法有效地发挥在二级市场上的调控功能。
如在1990年至1991年深圳股市大波动时期,公有股总市值同其真实资产价值之比,最高时达到二、三十倍,最低时只有三、四倍。
股价波动如此之大,国有股单位却既不可能在股价高时抛出一部分,赚取数十倍的市场利益;也无法在市价大大降低时斥资趁低吸纳以求自救,并同时挽救股市。相反只能听之任之,任由市场的力量所左右。
政府对公股流通限制过死,实际上缚住了自己的手脚;在股价波动时,政府就无法通过对公股的运用调控股市，直接求助于行政手段对股价进行直接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