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涛、郑祖玄(2002)认为，在我国股市中，股票二级市场价格常常在短期内发生剧烈变化。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机构通过操纵 基本面信息影响股票交易价格，以获得超额收益。鉴于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远远低于机构与散户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发展机构投资者可以最终减少市场操纵行为，机构在投资者中所占比例与市场整体被操纵程度的关系可以用倒“U"形曲线表示。
倪全宏、邹小山(2004)运用三阶段模型论证了交易操纵者通过在股票市场模仿内幕交易中内部人的行为模式而获利的一般模式，并分析了内幕交易和交易操纵各阶段的特点，指出众多的跟风者和盛行的内幕交易是导致交易操纵的激励兼容条件容易满足的原因，并对我国股票市场操纵行为进行了实证。他们认为，通过减小内幕交易的比率，以及加大对交易操纵的惩罚力度等措施，可以减少交易操纵行为。
周春生、杨云红、王亚平(2005)通过推广Mei,Wu和Zhou (2005)的模型，研究在市场不允许卖空的条件下，交易型价格操纵发生的条件。
实证研究的主要结果有：
(1)非充分理性投资者的存在和有限套利的制约是交易型价格操纵获利的重要原因，投机者套利能力越弱，操纵者的价格操纵越容易获利；
(2)当市场中投机者的总禀赋大于时，即使不允许卖空，价格操纵者依然可以操纵价格获得利润；
(3)如果市场监管者无法杜绝操纵者通过对敲等手段拉抬股价，则在市场中引入卖空机制反而可以减小股价对基本面的偏离程度，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操纵者操纵股价的空间；
(4)在股价被操纵的过程中，存在一个建仓期和抛盘期，操纵期内换手率更高、股价波动更大，建仓期回报率与换手率、换手率与回报波动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张永鹏、邱沛光(2005)结合行为金融学的观点，利用进化博弈论的理论工具，通过建立一个模型，对股票市场上的操纵者利用散户的非理性反馈进行操纵的过程进行了分析，认为通过提高市场容量、引进多元做市商制度和卖空机制、异常交易的重点账户实施谈话提醒制度等措施能够减少价格操纵。
徐高(2007 )在Kyle( 1985)模型的基础上，假设噪声交易者对资产需求的波动性与上一期资产价格正相关。通过模型推导，发现具有私人信息的内部交易者可以推高资产价格，使噪声交易者的需求波动增大，从而增加市场的深度。于是内部交易者可以在更深的市场中获得更大的利润，弥补在推高资产价格的过程中所承受的损失。在考虑了这种价格操纵的因素之后，理性交易者的交易策略与市场均衡都与传统的噪声交易者模型有了很大不同。徐高所提出的模型对我国股票市场中的价格操纵行为给出了一个解释。
张屹山、方毅(2007)在有限理性的假设下建立了行为主动庄家的交易操纵模型，捕捉到了庄家操纵时的市场价格波动情况，揭示了其交易策略，最关键的是给出了庄家交易操纵获利的条件。根据这个模型，羊群效应是庄家进行交易操纵获利的关键。最后，他们基于此模型对我国股市进行了政策分析。
徐爱农(2007)运用操纵收益模型分析了股价操纵者模仿内幕交易者进行市场操纵的过程，并分析了影响操纵成功的因素及操纵者、跟风者的收益状况。研究结果表明，与操纵者相比，跟风者承担的风险较高而获得的收益较低；减少市场内幕交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市场操纵行为；在市场整体价值水平保持平稳或保持稳定提高的情况下，出现市场操纵的可能性较大，监管者尤其要加以重点关注。
刘钰善、刘海龙(2009)认为，新股询价发行中如果没有对配售权的限制，承销商和关联机构投资者有可能利用自由配售权和信息不对称进行市场操纵。他们通过建立模型研究了承销商和关联投资者如何在IPO累计投标询价过程中进行策略的分配并在二级市场中实施基于交易的操纵；
采用逆推法求出了操纵的混同均衡解，分析了混同均衡操纵存在的条件，并考察了各个因素对操纵存在的影响，发现当新股未来可能的价值差异足够大时不存在操纵，而当价值差异较小时可能存在操纵，且操纵存在的概率与未来价值为高的概率、关联投资者长期持股成本、动量交易者数量以及承销商从关联投资者处获取的提成比例正相关，与操纵者进入市场的先验概率、流动性交易者申购量对发行价的敏感度、市场价格对需求量的敏感度、承销商从发行公司处获得的佣金比例以及发行规模负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