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1960-1990年日美贸易战、金融战、经济战、科技战，总结美国惯用手段，以及日本经济争霸战败的教训。
主要结论：日美贸易战本质是大国经济争霸，霸权国家遏制新兴大国崛起，贸易逆差只是幌子。日本通过货币放水应对外部冲击导致资产价格泡沫，最终金融战败，陷入“失去的二十年”。美国通过里根供给侧改革和沃尔克控制通胀，重振美国经济活力，成功维持经济霸权。这对当前中美贸易战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日美贸易战的历程：
从195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初的三十多年，日美经济争霸从六大行业的贸易战逐步升级为汇率金融战、经济战、科技战，从产业冲突到宏观协调和经济制度冲突，最终以日本金融战败陷入“失去的二十年”、美国维持世界经济金融霸权告终。
六大行业贸易战先后涉及纺织品（1957-1974年）、钢铁（1968-1992年）、家电（1970-1980年）、汽车（1981-1995年）、电信（1981-1995年）和半导体行业（1978-1996年），涉及行业的演进与日本从轻工业、重化工业、高科技产业的不断升级同步。贸易战的方式，从早期的日本“自愿限制出口”和贸易数值管理（纺织、钢铁、家电）到不得不接受扩大进口、取消国内关税（如汽车）、开放国内市场（如电信）、对出口美国的产品进行价格管制、设定美国产品在日本市占率指标（如半导体产品）等条件。为规避关税和汇率风险，日本汽车、家电厂家选择直接赴美投资，继而引发投资摩擦。但是日美贸易战并未根本解决贸易失衡问题。
因此，贸易战之外，美国还对日本挑起了汇率金融战强行使日元升值降低日本产品竞争力、经济战强行改变日本经济结构和政策等。1985年，在美国的主导和强制下，美、日、德、法、英等签署了“广场协议”，日元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升值；1989年，美国与日本签订了“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要求日本开放部分国内市场，并直接强制日本修改国内经济政策和方针，之后日本政府通过举债的方式进行了大量扩大内需的公共投资。
“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导致日本出口增速大幅下降转负（日元计价），经济增速和通胀水平双双下行，为应对“日元升值萧条”以及美国要求日本扩大内需，日本银行不断放松银根。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国内流动性过剩，推升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投机热潮以及泡沫。“日本第一”的认知、政府及国民心态在80年代的过度膨胀、担心紧缩政策导致美元贬值，使得日本政府及央行（日本银行）错过宏观调控的最佳时机。1989年5月开始连续五次过快过急的加息及地价抑制政策最终导致了泡沫破裂和危机产生。
1990-1991年危机后，日本产生大量过剩产能、不良债权、过剩劳动力，银行等金融机构、企业破产倒闭、失业率和自杀率上升，动荡的政局（十年时间，九届内阁，七任首相）及错误的应对导致日本陷落。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加剧上升、城镇化进程已达较高水平、赶超型经济体制不再适应市场化、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时代的需要，总量型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始终未能解决结构性问题，日本再也没有资格挑战美国经济霸权，日美经济争霸以日本战败宣告结束。
日美贸易战启示：
1、贸易战本质是大国经济争霸和改革战。
当年日本对美国无原则顺从，结果日美贸易战不断升级，直到自己应对失当崩盘，没有实力挑战美国霸权，日美贸易战才结束。
中美贸易战，什么文明的冲突、冷战思维的意识形态对抗，都是幌子，本质上是赤裸裸的实力竞赛，是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的战略遏制。中美贸易战只有两个结局，要么我们被遏制，要么伟大崛起。
2、放弃幻想，做好中美贸易战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的准备。
美国对日本发动贸易战，一方面是为了改善美国贸易失衡，另一方面是对日本经济崛起的遏制，尤其是随着两国经济实力此消彼长，以及产业从互补走向竞争，形势将日益严峻。这在历次世界领导权更迭中均有典型案例，如果双方管控失当，从贸易战升级到金融战、经济战、科技战、意识形态战、地缘战、军事战，则落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日美贸易战历时30多年，最终以日本金融战败宣告结束。
3、做好中美贸易战升级为汇率金融战、经济战、科技战、地缘战的准备。
美国对日本贸易战的路径清晰：从有竞争冲突的产业贸易战，逐步到汇率金融和经济战，且在打的时候充分使用其国内301、232等条款进行威胁，美国露出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美国利益优先的本质。
4、防止采取货币放水、重走刺激老路的方式应对，这是日本金融战败的主要教训。
贸易战必然打击外需，但是如果为了扩大内需而转向货币放水刺激，则容易酝酿金融泡沫。
近期金融去杠杆和中美贸易战引发货币再度放水刺激的呼声和讨论，这是非常短视和误国的，如果面临中美贸易战的外部冲击重回货币刺激的老路，将重演1990年日美贸易战的失败教训。
5、外部霸权是内部实力的延伸，中美贸易战，我方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和战略定力。
中美贸易战，最好的应对是顺势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类似1960-1980年的日本、1960-1990年德国产业升级应对模式，而不是1985-1989年日本货币放水刺激应对模式），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开国内行业管制、降低制造业和部门服务业关税壁垒、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和执行、下决心实施国企改革、改革住房制度、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大规模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负、改善营商环境、发展基础科技的大国重器等。
美国真正的问题不是中国，而是自己，如何解决民粹主义、过度消费模式、贫富差距太大、美元特里芬难题等。80年代美国成功遏制日本崛起，不是因为日美贸易战，而是里根供给侧改革的成功。
中国真正的问题也不是美国，而是自己，如何解决进一步扩大开放、国企改革、官员积极性、企业家信心活力、减税降费等问题。
6、建设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被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牵制。
中美贸易战，我不是太赞同现在的部分舆论气氛，看热闹不嫌事大，这很不冷静。我们要积极拥抱全球化，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战，最好的应对是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开放，建设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们可以与中日韩、欧盟、东南亚搞自由贸易区，建立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区，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我们的对内对外开放确实有很多地方值得改进，不管美国怎么做，我们保持战略定力，继续改革开放，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
7、坚持对外开放，尤其扩大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但要控制资本项下金融自由化的步伐。
日本在80年代的资本账户过快开放，导致热钱打进打出，成为资产价格泡沫形成以及破裂的重要推手。在内部转型不到位的情况下，过早的对外开放便利短期资金进出的资本账户，容易引发金融债务风险，19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1990日本金融危机、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等均与此有关。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负面清单管理等总体上有利于中国吸引外资、贸易便利，但推动资本项下的开放要有节奏、渐进地进行，避免短期内迅速地冲击人民币汇率以及资本大规模流入流出对经济金融系统的冲击。
8、产业政策应该实施，但重点在于支持教育、融资、研发等基础领域，而非补贴具体行业，尤其不应该补贴落后产能和行业。
9、避免国民心态的过度膨胀，避免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情绪的舆论导向。
80年代中后期，“日本第一”的过度膨胀导致对形势认识不清，一再误判并错失机遇。在此次中美贸易战之前，国内存在一些过度膨胀的思潮。中美贸易战无异于最好的清醒剂，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务、大学教育、关键核心技术、军事实力等领域跟美国的巨大差距，中国新经济繁荣大部分是基于科技应用但是基础技术研发存在明显短板，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谦虚学习、韬光养晦、改革开放。转危为机，化压力为动力。历史是有规律的，凡是不断吸收外部文明成果、不断学习进步的国家，就会不断强大。凡是固步自封、阻碍时代潮流的国家，不管多强大，都必将走向衰败。
10、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民众企业政府部门间的同心协力对于应对外部贸易战以及推动内部经济转型升级极其重要。
日本80年代政府部门间矛盾及90年代政局的动荡导致应对不利。贸易战背后更深层次的是改革战，与其打嘴仗、挑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不如韬光养晦、实事求是地做好改革开放和结构转型，历史和人民最终会给出最公平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