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财经自媒体到券商研究报告,绝大多数都将近期人民币的加速升值解读为中国“对抗国际大宗商品的手段”,且依然将央行金研所所长周诚均在莫干山论坛上的观点称作“央行重磅发声”,而根本无视央行副行长刘国强在周诚均言论发布之后的“紧急表态”,更无视国务院金融委“要维护股、债、汇市场平稳运行”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的要求,甚至一些分析把人民币升值和A股绑定为“正相关关系”,这显然有违市场一般规律,更严重的是:这样的绑定势必为中国经济未来制造重大风险。
我们需要再次重申:人民币执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尤其在央行“退出汇率日常干预”的条件下,人民币汇率的形成则更加遵从市场供求变化。就算央行有愿望,那这个愿望也是“双向波动”,而绝不可能是“单边升值”。但很不幸,无论是券商报告,还是自媒体铺天盖地的“将人民币推向单边升值预期”,这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弊大于利。
无论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是短期现象、还是长期走势,中国应对输入性物价上涨必须“多管齐下”,尤其在中国经济推行新发展格局的前提下,货币政策必须、也首先需要符合“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基本要求。如果人民币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而不断升值,表面看似乎是为降低企业原材料进口价格,但实际却意味着国内货币政策被华尔街操纵的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绑架,这显然是危险的。
我们需要注意:无论中国外汇如何市场化,中国都不能放弃人民币定价权,更不能容忍在“市场决定论”的名义,放任人民币被国际势力恶炒。
我们必须懂得,在开放条件下,允许人民币对外无度升值,实际却意味着央行允许货币政策对内紧缩。长此以往的后果是:中国制造业企业承受“双通缩”压力——即企业因原材料价格上涨而必须增加的贷款无处寻觅,以及央行容忍人民币升值而实际导致的国内货币紧缩。更严重的后果是:人民币升值幅度绝不可能全额对冲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反而国内需求被物价上涨压制,并使得企业前端成本上升无法向后端传导,那只会逼迫企业停工停产,甚至破产倒闭。
眼下的实际情况实际恰恰如此。近日,从广东佛山发来的消息显示,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制造业企业宣布“停产放假”,而且涉及行业非常多。比如造纸、电缆、电器、铸造、木材加工、装饰装修等等,原因无非两则:现金流紧张+入不敷出。刚刚,东莞某电源有限公司发布“员工告知函”称:春节后,物料成本价格大幅上涨,一些芯片严重缺货,订货周期加长,产品成本大幅上升,客户因没有利润而不再下单,加上重要物料由“月结”改为必须“现金采购”,企业资金链断裂。所以,企业决定于4月30日停止经营,解除与全体员工的劳动合同关系。
每当听到这样的消息无不让人感到心疼。所以,对中国而言,用紧缩货币的方式抑制输入性物价上涨“此为大忌”。因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是美元的问题,不是人民币货币政策的问题,中国紧缩货币等于牺牲自身的经济内需和企业生命,用减少中国需求去对抗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这势必导致大量企业存量债务变成坏账,不是把中国经济推行“债务通缩”的重大风险吗?
正因如此,我们一直主张应当采用“结构性提高出口关税、降低进口关税”的方法去对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此解放货币政策,让货币政策相对宽松一些,保住中国经济的微观主体、制造业的生产活力。
5月27日,国家专门针对中小微制造业企业提出要“进一步落实“六稳”“六保”政策,保持必要支持力度”。从金融角度看,国常会提出:“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措施。加大支持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普惠金融力度,引导扩大信用贷款、首贷、中长期贷款、无还本续贷业务规模,推广随借随还贷款。研究将商业汇票承兑期限由1年缩短至6个月,减轻企业占款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国常会没有再提“防止原材料价格上涨向下游传导”,而是通过“支持大型企业搭建重点行业产业链供需对接平台,用市场化办法引导供应链上下游稳定原材料供应和产销配套协作,做好保供稳价”。这实际是要求“产业链上下游共担价格变化的不利影响”,上游少赚点儿,中游少亏点儿,下游多出点儿。弱化生产制造环节的压力。还有就是“打击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等行为”势必成为下一步的政府监管工作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