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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死亡病例、存量病例正在不断而且大幅走低，而治愈出院病例正在保持着每日2000以上的增长。按照这样的速度，中国在4月份彻底赢得防控疫情的胜利应当是有把握的。说实话，看到整个“战疫”过程，不得不佩服中国的制度优势，如此短的时间取得如此重大成果，或许只有中国可以做到。

但问题来了，同样的疫情开始在全球蔓延，而已发疫情的国家是否同样具备“中国能力”？正是看到新冠肺炎极强的传染性，以及一些国家防控能力相对较弱，世卫组织2月28日将新冠肺炎疫情的风险级别从“高等级”提高至最高级别——非常高等级。如此等级的风险意味着新冠病毒有可能发展为“全球大流行病”的传染病。

综合各方报道看，目前，非洲仅有两个国家（塞内加尔和南非）具备实验室筛查新冠肺炎病毒的能力，即便是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国家，除疾控中心以外，也只有5个州具备核酸检测能力，而且美国最早发往各州的新冠肺炎病毒检测试剂盒存在较大缺陷，以致数周的检测延误。缺乏检测能力、控制能力，是否会导致新冠肺炎传播成倍加速？

疫情无疑会压制全球经济，几乎全球股市都对此做出了明确的反映，世行和IMF也因疫情影响而对全球经济做出负面预期。除了投资、消费以外，人们最大的担忧是全球供应链。近年来，全球供应链被贸易保护、民粹主义摧残，而现在又遇到了疫情的困扰。据统计，2019年，日本、韩国、意大利——疫情较为严重的三个国家，其贸易总额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分别为3.8%、2.9%和2.7%。问题是：尽管日、韩贸易份额不大，但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地位非常重要，如果日韩疫情持续升级，从而引发全国性隔离停产、商贸管制，那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冲击将不亚于中国。

新疫情必然带给中国经济新风险，同时为中国经济全面实现今年的目标任务再添难度。怎么办？下一步，中国经济政策势必更大力度集中于“内需拉动”。从3月2日A股市场的反应看，聪明的股市投资者似乎已经预感到的机会。这一天，众多与内需密切相关的建材、工程器械，以及科技等板块成为引领股市大幅反弹的关键动力。

但是，本轮内需拉动要不要依然沿袭“铁公基”当家？这是个重大的问题。我们的判断是：第一，“铁公基”是免不了、也是相对可靠的一道经济防线，但需要“悠着点”，尽管各种“铁公基”项目超前一点，可为今后经济增长提供空间，但问题是：债务杠杠的风险不得不防。历史经验证明，“铁公基”对债务的拉动作用又快有多。所以，就算必须拉动“铁公基”，我们也需要有创新的资本方式，而不是沿袭过往。

本轮内需拉动的政府投资中，必然少不了公共卫生，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短板。利用大疫之后的机会，是否会通过加大改革中国公共卫生医疗体制、至少按照50年一遇的标准对公共卫生医疗设施进行投入？比如在公有医院的覆盖面、床位率，以及床位标准、药物研发方面的投入；再比如，加大对公共卫生防控和医疗人才培育的投入，等等。近年来，全球各种疫情爆发越来越频繁，而人们对生物攻击的担忧也越来越强烈，所以从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还是维护国民身心健康的角度，尽快补齐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短板十分必要。

从宏观政策角度讲，中国同样需要新招数。我同意任泽平团队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这几年，中国经济研究存在“一刀切的、层层加码的、非黑即白的”是情绪化、民粹化、业余化的认识，而我们最需要的是客观、专业、务实。比如，一提改革就是供给侧，一提需求侧就是刺激，好像中国经济靠一只翅膀就能飞翔。事实上，从罗斯福新政、里根经济学（减税+放松管制+控制通胀+加大创新基建军事支出）到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风暴（增发国债搞基建+国企改革+加入WTO+商品房改革），无一不需要兼顾供给和需求。

现在我们需要再给中国加一条：请借鉴发达国家在处置金融危机过程中的经验，更多思考新凯恩斯理论对中国打赢经济“战疫”的实际意义。尤其是货币金融政策，如何才能兼顾铁公基拉动、有效降低债务率、激励中国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并行不悖的目标有办法同时推进，关键要看一些人是否愿意、是否能够摆脱“新自由主义教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