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投资率的确定原因有什么？
（一）有利于我国保持较高投资率的因素分析
1.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一些较发达国家及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经济的腾飞必然要经历一个高投资阶段。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20世纪 60～70年代，固定资产投资率一直很高，1961-1971年间为32.6%，1971-1980年间达33.2%；韩国在这一阶段投资率高出一般年份 7个百分点左右；新加坡从70年代开始，投资率明显提高，由60年代的28%以下，提高到70年代的40%以上，80年代仍高达35%左右。而且，韩国、新加坡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2000年的投资率仍然高达31%，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的投资率仍然处在26%的较高水平上。这些国家特别是与我国投资率较为接近的新加坡、韩国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高积累是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由于高积累、高投资，新加坡、韩国迅速进入发达国家的行业。同样，我国要实现赶超战略，必须维持较高的投资率。
2.我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正处于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加速发展的工业化中期阶段。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较重，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较低。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生产过程较为复杂，需要大规模投资；而第三产业的生产过程相对简单，需要投资量较少。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工业化比重高而服务业比重低的结构性特点，以及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客观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适当高的投资率可能是难以避免的。
3.我国的国土调整任务尚未完成，东部地区要继续发展，西部地区要进行大开发，同时东北老工业基地要进行调整和改造，这些都要求有大量的资金投入。首先，东部发达地区已处于产业结构更新和换代时期，产业结构更新换代以及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经营改变必须投入大量的资金，因此，东部地区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投资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其次，资金短缺已成为制约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要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也必须在改善基础设施等“硬” 环境方面下功夫。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今后几年西部在改善基础设施等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第三，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支持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调整和改造”。随着工业科技水平的日新月异，东北企业技术落后、设备陈旧的问题日益突出，但东北不可能淘汰和转移所有的老工业部门，这就使东北面临更艰巨的技术设备更新改造。因此，增加更新改造投资将是一段时期内东北地区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需要。
4.我国目前正处于改革时期，各种社会保障体系和经济运行机制正在从过去计划经济的有序状态向新的社会保障体系过渡。转轨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无序性使很多消费者对未来收入持悲观态度，从而使边际消费倾向处于相当低的水平，降低了投资乘数，并且这一状况很难在短期内有所改观。因此，未来几年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将是有限的，所以，目前刺激经济仍主要依赖扩大投资。
根据发达国家经济腾飞阶段的投资率及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的投资率还会在一段时期内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二）有利于我国消费率上升的因素分析
1.与目前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及各国普遍情况相比，我国投资率偏高而最终消费率偏低，其中居民消费率偏低尤为突出，这种差距表明我国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有很大的余地。到2020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可能由2000年48%逐步提高到60%左右，即介于2000年的中下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6%）和世界平均水平（62%）之间；我国投资率则相应地可能降低为30%左右，这仍然高于2000年中下等收入国家的25%的平均水平，但同其中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31%的平均水平大体相当。
2.自1952年以来，我国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大都表现为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而且只有在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而被迫压缩投资的情况下，消费才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给我国的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但1996年以来作为对前期过度投资的调整期已基本结束，我国投资率进入了一个新的提升期。因此，从保证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增长的角度看，需要抑制投资率的过度提升，防范再次出现过度投资现象，避免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不良影响。故此，违背客观规律的人为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干扰可能越来越少，而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则可能会遵循经济内在的要求和发展趋势进行变化。这样，投资率就有下降之势，而消费率有上升之势。
3.消费率过低延缓小康进程。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是本世纪头20年的奋斗目标；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是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逐渐从温饱型农产品消费向小康型工业品消费过渡，并且部分已向比较富裕型的服务类消费迈进。但近些年来，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呈现加速下降趋势，分别由1978 年的57.5%和67.7%下降到2000年的39.2%和49.1%，这表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在加快。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在客观上要求最终消费率适当上升和投资率相应下降。如果投资率长期偏高而消费率长期偏低，特别是在许多产品生产能力闲置、浪费的情况下消费率持续偏低，使大量的社会产品价值得不到实现，使投资形成的大量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利用，并且影响企业经济效益。这非常不利于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利于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生产建设积极性，从而延缓小康进程，不利于发挥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潜力还很大，需要进一步拓展居民消费的空间，因此消费率有上升之势。
4.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但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已成为小康路上的障碍。要缩小工农差别，就必须增加农民的收入；要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就必须提高消费率。
以上的分析表明：我国消费率上升的潜力和空间很大。
（三）综合分析
合理投资率应保持经济稳定、协调增长的投资率。根据有利于消费率上升的因素和有利于保持较高投资率因素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我国的投资率还会在一段时期内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考虑到我国消费率上升趋势明显且上升的空间和潜力很大，我国的投资率有下降之势，但投资率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达到理想的状态：25%～30%，借鉴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其平均投资率保持在30%左右的实际，我国的投资率也应保持在 30%左右，这比较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合理投资率的确定原则有什么？
1.合理的投资率应与我国的国力相适应。
一方面，我国综合国力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已明显提高。21世纪的中国已经告别了“短缺经济”，由温饱型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人民对消费有了更高的需求，对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更加迫切，需要扩大投资、增加投资品和新型消费品的生产与供应，才能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住房、交通和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所以，我国经济的发展必须有一定的投资规模，即必须保证一定的投资率。
2.合理的投资率要与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相适应。
经济增长是我国经济政策目标之一，合理的投资率必须服务于经济增长的目标。“发展是硬道理”，当今中国诸多问题，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得到有效解决，保持合理的投资率是经济增长的起码条件。在现代经济中，投资是促进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由于投资所形成的固定资产的数量和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水平。因此，要有计划地加速经济发展速度或要达到某一经济发展目标时，就要保持一定的投资率。
3.投资率与消费率要保持产业投资的协调，不可相互占用。
从最终使用结果看，国民收入无非用于积累和消费两个基本方面，这两者是此多彼少的关系。积累本质上是为了扩大未来的消费。但是积累比重过大，必然损害现期消费，从而挫伤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为了扩大未来消费，就必须增加投入，即使当今世界上高度发达的欧美及日本等国家新增投资规模也越来越大。所在，一味强调现期消费需求，势必影响生产的发展。在发展中国家，适度抑制消费扩张，提倡节俭和扩大积累，是完全必要的，但任何一个方面都有一个限度，不能走极端。若投资率过高，势力影响消费，这已被我国发展的实践所证实。若投资率过低，又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所以，投资率与消费率要保持协调。
4.合理的投资率要有利于保持较低的失业率。
当前我国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要实现我国经济政策目标中的充分就业，合理的投资率应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构，从而降低失业率。
5.合理的投资率不应引起经济过热，以避免通货膨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