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自成立以来，始终没有摆脱行政权力的直接干预，并且行政权力的不当干预，是中国股市暴涨暴跌的直接推手。接下来，我们要追问的是，为什么政府要频繁地、直接地干预股市呢？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对股市功能的定位上。中国政府对股市的功能先后定位在：为国企融资、为国企解困、为实现国有资产资本化以及恢复股市的投资功能等方面，有的时候还夹杂若维持社会稳定等政治任务以及其他一些宏观经济目标。然而，股市有股市的运行规律，其不可能一直按政府的意图运行。在过去20多年中，一旦股市的运行状况影响到政府对股市的期待时，政府就会动用各种力量来促使股市向着有利于政府意图的方向运行。这就是中国政府频繁地、直接地干预股市的根本原因。
应如何完善中国股市的管理体制？
可以说，自中国股市建立以来，最大的全局性问题就是政府对股市的功能定位。不同的股市功能定位会产生不同的政府管理目标，比如，当政府把股市功能定位于支持国民经济发展时，融资就会成为政府的首要考试目标。长期以来，中国股市重发展，轻监管，重规模化发展，轻规范化建设，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政府对股市功能的定位有误。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股市是交易股票的场所，因此，股市最本质的功能是交易功能。与之相比，其他功能都是派生的，如融资功能、促进经济发展功能、优化资源配置功能、价值发现功能等。然而，过去20多年中，中国政府一直是把各种派生功能作为股市的本质功能。其实，对于股市的派生功能，我们可以有所期待，但不能唯此是举，尤其是不能影响到股市的交易功能。因为如果一个股票市场连交易功能都不具备，那么，这样的股票市场终将会消亡、其他功能也终将无从谈起。因此，政府必须首先把股市定位在交易功能上。
不同的功能定位产生不同的管理目标。当政府把交易功能定位为股市最本质的功能后，那么，政府管理股市的目标就应当定位于确保股票市场交易的公正、公平和公开。成熟市场国家和地区都将“三公”原则作为股市管理的最高目标，体现的正是这种思想。如果一个股票市场在交易方面做不到公正、公平和公开，那么，这样的市场就如吴敬琏老先生说的“还不如赌场”，迟早会被投资者唾弃。
当政府将“三公”原则作为股市管理的最高目标后，政府直接干预股市的边界也就确定了，即只要股票交易违背“三公”原则，或股市继续往某一方面发展会危及“三公”原则的实现，此时政府就应当直接干预股市或重新进行制度设计。
